听文物讲故事·解码三星堆丨三星堆玉器：绚丽文化长河中的相同“密码”

但与其他相近的概念不同，审计的特性在于审计主体无偏私地对监督对象的经济行为进行评价，以确定其与预定标准的符合程度。

三个不同维度上的合宪性解释，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共同构成合宪性解释性质的完整图景。形式上看，第二阶段的法律适用是《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适用，实际上其中包含着宪法言论自由的适用。

其三，合宪性解释运用的最后性。第二，法院无权解释宪法和无权实施保全规则合宪性解释的理论难以成立。李海平，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解释者既可能对用以解释法律的宪法条文的含义加以积极阐明，也可能消极地将宪法解释隐含于对法律条文含义确定和适用过程。2.对单阶段宪法适用论的回应与非真正宪法案件论不同，单阶段宪法适用论明确否认合宪性解释的间接宪法适用性质。

独立解释说则强调合宪性解释运用的最后性。[26]这主要是从主体角度所作的划分。同样成问题的是，将法律置于人之上，进而确定人造法律的效力。

[96]在当代共和这样一种衰而后生的大历史脉络下，有必要进一步审视民初共和图景中的核心问题，主要表现在立宪、政体、代议制、自治及国民素质等五个方面。美国革命者把自己标榜为‘立国者，他们知道作为新政治体权威来源的，并不是不朽立法者或不言而喻的真理，或其他超验的、脱俗的物象，而是立国举动本身。袁世凯敢于帝制自为，立即成为天下共击之的独夫贼民，即与共和理念的广为传播大有干系。吾国之效法西洋文明，实为生存竞争上必不可免之事。

这让国人逐渐认识到必须着手政治改革，进行变法。但宪法并未详尽人民必定(或者感到满足)的权利。

[98]至于立宪文本采纳君主立宪与否，在本质上并非践行共和的必要条件，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英国虽实行君主立宪，但却行共和精神，实行自治、代议制等等，而南美诸多国家虽宣称共和，但远没有践行共和之精神。[107]而且，人类的德行在任何事情中都不及在建立国家或者保卫已经建立的国家中与神意更接近。[68]参见陈伟：《阿伦特的权威理论》，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7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91]对于法国来说，革命者将人民推上了国王的位置，将民族主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国王腾出的位子上。

二、辛亥革命与立宪共和的交融早在兴中会盟书(1894年)中，孙中山便提及革命后的政体，即创立合众政府，[27]之后于1903年，正式提出创立民国。与法国的人民主权相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增订只是表达一种想法而已，所谓人民主权并没有如同法国进行公民复决那般得以践行，仅为一种符号。[116]前引[2]，Hannah Arendt书，第165页。[64]参见前引[2]，Hannah Arendt书，第143页。

[103]See Immanuel Kant，Practical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pp.324，325，479-481.[104]同上书，第324页。从历史来看，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动荡，似乎只有两种可能选择：要么持续不断地革命，它不会走向终结，也产生不出自己的结果，即以自由立国。

[110]这也与共和所内在要求的作为公民美德的政治参与相去甚远。[78]前引[2]，HannahArendt书，第204页。

[2]See Hannah Arendt，On Revolution，Pelican Books, 1973，p.142.[3]对于republic(共和)，在不同的中文语境下有多种表述，如国家意义上的共和国，古典意义上的共和，中国语境下的民国，学说意义上的共和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学理上的相通性。[89]参见前引[2]，Hannah Arendt书，第56页。[31]虽然阿伦特言及，革命原初意旨复辟，但是西方意义上的复辟是一种宗教意义的，本质上也是回到或走向现代精神。[116]第五，关于国民素质。[121]同时，民主共和主义主张被治者与统治者的同一性建构，使人民成为惟一可能的主权者，而宪政共和主义强调的重点为法治及相应的制度建构和制度制衡。[92]参见前引[8]，荆知仁书，第273页以下。

期间，罗马共和主义对17世纪的英国已产生了重大影响，致使早期的英国共和主义者反对君主制，而且他们后来都接受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一个自由的国家可以是君主制，只要君主服从法律并接受议会权力的制约。从共和主义的发展趋向来看，法治及宪政制度的重要性逐渐被凸现，传统的人民主权乃至宪法文本观都受到了一定的批评或修正。

[9]由于慈禧等当权者的反对，光绪被囚、戊戌六君子抛下头颅，变法运动以失败告终。进而，1793年、1795年和1799年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二、第三和第四部宪法都交予全体公民复决通过，反映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应由全民参与其制定的民主立宪观念。

[69]前引[2]，HannahArendt书，第165页。[77]参见前引[8]，荆知仁书，第249页。

[18]作为这场论争主角的梁启超和革命派的留学生们，都曾在日本接受西方近代思想的洗礼。具体分析可参见林达：《不光荣的光荣革命》，《东方早报》2011年6月5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报》的革命及共和论更在事实层面得到了验证。[100]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选择了总统制，而没有采行宋教仁主张的内阁制。

[60]虽然被视为第一部临时宪法，[61]但循着共和的脉络可以发现，此次立宪在形式上虽体现了一直为孙中山所倾爱的美国总统制，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偏离了共和的轨道。[77]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正当性的认识未能深入其髓，因为关键在于寻求总统在共和制中的正当性以及解决如何维护并巩固宪法权威等问题。

[121]See Frank Michelman，Law's Republic，97 The Yale Law Journal 1526-1528(1988).[122]See Cass Sunstein, The Partial Constit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1.[123]Se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Found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0，15.[124]前引[121]，Frank Michelman文。参议院2月7日开始起草，15日袁氏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约法的制定工作更加积极，前后历时一个月，至3月8日全案完成，共七章56条，于11日明令公布。

[7]为此，有必要在描绘立宪共和民初启蒙的历史图景中，从宪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角度对民初立宪共和的知识图景进行比较认识，这对现代共和国而言，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及意义。[45]因此，改良立宪派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也在于未能知晓共和与现代革命的内在机理，掩盖了1640年代英国分娩式革命的图景，片面地选取了之后的历史场景作为经验样本。

民初年间也出现了可谓形似神不似的自治实践，且改良派和革命派还发表过关于中国采取联邦制的观点，[112]其中也涉及到自治问题。由此可见，虽然孙中山在革命之前竭力反对立宪保皇派的民智未开、缺乏政治习惯、不识团体公益等论点，主张主权在民及共和，但是在革命初成之后，所秉持的训政等思想又在一定程度上落入了立宪派的窠臼，表现了对主权在民以及立宪共和的退缩。[57]这种共享使得共和国须采取一种议会制形式。[105]当然，共和原理中的代议制运转具有特定的原则，因为共和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以政治参与为核心的积极自由，不管其作为工具性还是目的性。

《民报》则引用天赋人权说，说明人民具有共和国国民资格，国民的能力远胜于政府的能力。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更是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只适合于君主制。

[28]《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便是民初共和国的第二部临时宪法。

[46]在此意义上比较来看，鸦片战争之后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现代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还没脱离造反和叛乱的窠臼。从北京政权的整个时期来看，如钱端升先生所概括的，对于普通人民而言，既没有提供一种政治自由，也没有改善物质生活，而只是让那些政治上的不道德借助宪法来达到自身的个人利益，与此同时损害了国家的利益。